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不久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倪玉平在“人文清华讲坛”上讲述了中国大运河的传奇故事。他指出，2500多年来，大运河既是政治之河，也是经济之河、文化之河，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是流动的国家记忆。

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在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1100多个世界遗产项目中，中国大运河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涉及人口之多，而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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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沟开凿是大运河的开端

中国古代，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显然是水运。

大运河的开凿并非一个朝代完成，而是历朝历代不断开凿而形成的。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了一条邗沟，沟通淮河和长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邗沟开通之后，吴王夫差以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成为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我们说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有2500多年，就是以此为根据。

战国七雄同样和大运河相关。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今天的开封。魏国修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鸿沟的开凿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所以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邦国。后来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中楚河汉界的由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运河整体的变化并不大。然而，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中国政局的发展。

对隋唐大运河的历史评价不一

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后，大运河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隋炀帝为了派兵北上攻打高句丽，同时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获取财富，便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隋朝建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而西安至洛阳之间的运道非常凶险，运粮极其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在洛阳的大运河附近修筑了很多粮仓，包括洛口仓、回洛仓和含嘉仓。含嘉仓是当时天下第一大粮仓，根据考古发现推断，含嘉仓储粮可达4.6亿斤。

隋炀帝喜欢游玩，曾三下扬州。他非常急功近利，短时间内召集了数百万民工来开通大运河，导致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所以隋朝很快就被推翻了。

关于隋唐大运河的评价，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中央权力延伸到江南地区，江南的财富成了中央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蓄水池”，所以说“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也有人认为，这条大运河修得非常好。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也就是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功绩简直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隋朝非常“短命”，没有享受到大运河的好处，而大运河的红利被唐朝继承了。由于长安人口众多，从洛阳运粮到长安的难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唐朝皇帝只能越来越频繁地到洛阳“就食”。所谓“就食”，就是皇帝带着一大群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到洛阳去解决吃饭问题。唐高宗在位34年，在洛阳“就食”长达14年；武则天在位15年，除2年在长安，其余都在洛阳“就食”。

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南方通道经常受阻。唐德宗时，因为漕粮没有按时到达，皇帝的禁军神策军发生哗变造反，结果江南的韩滉送来了粮食，唐德宗得知消息后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山呼万岁，危机解除。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的安危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说，盛唐气象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功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这条大运河。

“北京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北宋定都开封，有效地避开了将粮食运往洛阳和长安的风险。北宋时期，每年通过运河运到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石到700万石，这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期。由于南方的物资不断运来，当时的开封极度繁华。

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天的杭州）为首都，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大运河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浙东大运河实际上从春秋战国以来就不断被开凿和利用，它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通海上丝绸之路。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以北京作为首都建立了元朝。为保证北京首都的物资供应，元朝最初采取的是海运。与此同时，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截弯取直，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面貌。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从南到北有效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把中国北方主要的河流全部连通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不过他对于南京作为都城并不满意，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朕本欲迁都，今因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然而，朱元璋迁都的想法被他的儿子朱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完成了。

朱元璋在位期间分封自己的几个儿子到各地，其中燕王就是分封到北京的朱棣。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孙子建文帝，但建文帝上台不久，朱棣就起兵造反，夺得了皇位。所以，朱棣称帝后很快就启动了营建北京和迁都北京的巨大工程。

北京的营建工程极其浩大，朱棣花了14年，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和物力。北京几乎所有的物资都是靠全国支援。皇城里的砖瓦主要来自今天山东的临清，所以临清砖瓦非常有名。大的木材主要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运河运到北京。北京营建完之后，同样还需要大运河从南方运来景德镇的瓷器以及江南的丝绸、漕粮、茶叶等物资，供皇帝使用。所以有人说，“北京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曾说过，“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

京杭大运河为北京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是物质基础，还提供了充足的人口。据史料记载，北京的土著居民不到十之一二，其余都是从外地来的。到明朝中后期，北京人口已经达到200多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一趋势到了清朝依然延续，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写到，“1793年，北京的面积远不如伦敦，但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二到三倍”。

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

朱棣在位期间，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就是修建南旺枢纽。

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势最高的地方是在今天的山东济宁，两岸的落差达到30多米，而且济宁又缺少必要的水源，成为运河畅通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时的工部尚书宋礼采用了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修建了南旺枢纽，通过它来提供引水、蓄水、分水和泄洪四个功能。南旺工程修建完工后，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难题，让水源绝大部分流向北方，小部分流向南方，“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巧妙地解决了地势最高的济宁的漕运难题。这是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中国大运河是南北走向，而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从南方源源不断地获取物资，要从地势低的地方向地势高的地方运送物资。作为一条人工开挖的河流，大运河没有自己的水源，它的开凿必须依托于大江大河，同时也需要沿线的湖泊和地下水来给它提供水源。这些湖泊和河流在当时被称为“水柜”，即蓄水池的意思。同时，在运河沿线修建了很多闸、坝、桥梁，逐级提升水位，所以修建运河的科技含量非常高。比如闸，通过关闭后方的船闸，打开前方的船闸，使前方河道里的水自然流入中间的区域，船只可以顺利地进入前方的河道，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向上提升。古人非常聪明，还发现了可以通过拉长河道的方式，减缓水势的速度，有“三湾抵一闸”的说法。所以说，大运河是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条河流。

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

大运河修通之后，成为当时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

官船运送的物资包括漕粮、盐、铜、木材等等，当时每一条船的载重量基本为500石。为了补贴漕船的运费，明朝成化年间规定，一条漕船可以拿出10石的空间，载南方的土特产沿途售卖，官方不征税。这个数据到万历年间增加为每条船60石，清朝雍正年间增加到100石，嘉庆年间一条船可以带150石的货，相当于一条漕船1/3的载重量。漕船到北京之后空舱返回容易翻船，所以也允许从北方带一些货到南方去。明清时期，每年漕船出运的数量大约在10000条左右，出运带的货达到100万石，相当于1.5亿斤，数量非常庞大。当时从南方运到北方的物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纸张等，而从北方带到南方的主要是棉花和干鲜果品。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活跃起来，形成了有名的运河经济带。

明清时期在运河上设立了一些税关，从最北端的崇文门开始，分别有天津关、临清关、淮安关、浒墅关、南新关、北新关等，关的数量并不多，但每年这些税关征收的关税额在250万—300万两白银之间。清朝全国一共设立了49处税关，每年税收的总量为500万两白银左右，运河沿线几个关就占其总税收量的50%—60%，证明运河经济往来非常繁荣和发达。关税在清朝基本上是按照商品价值的2%—5%来征收的，通过关税可以推断出当时每年在运河上运输的商品的总价值是非常惊人的。

四大名著都与大运河有关

运河上人来人往，特别是文人在运河旅行时留下了大量文字记载。有学者做过不完全统计，仅明清时期，和大运河相关的日记就有90多种。比如，雍正时期著名学者李绂写过《转漕日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中，也有很多关于运河的记载。他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当过大学士，写过《翁心存日记》，也记载了大运河。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里都能看到大运河的影子。白居易写过一首《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像运河一样绵绵不绝的相思。

四大名著都与大运河有关。《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从小在运河边长大，听南来北往的故事，才写出了上天入地的孙悟空的形象。《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14岁时母亲病故，随父亲去苏州、杭州一带讨生活，在这里遇到了写出《水浒传》的施耐庵。施耐庵是苏州人，两人以师徒相称，后来一同参加苏州张士诚的反元起义，起义失败后，施耐庵在淮安隐居写出了《水浒传》，水泊梁山也是大运河上非常有名的“水柜”。曹雪芹的父亲曹颙、祖父曹寅都曾做过南京的江宁织造郎中，后来由于政治斗争失败被抄家，家道中落，曹雪芹尝尽了世态炎凉，沿着运河返回北京，写出了《红楼梦》。戏曲里唱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林妹妹哪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分明是坐船从扬州来到大观园的。

昆曲和京剧的产生以及发扬光大同样离不开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的昆山腔，是中国古代文人剧的最高代表。昆曲诞生之后，依托运河向南向北扩展，成为明代中期至清朝中期风行全国的剧种。清朝戏曲家李渔写过《闲情偶寄》，他曾经带着自己的戏班子在全国巡演，因戏班人员、衣箱众多，出行大多都靠运河。京剧的诞生更是受益于大运河。明清时期徽商通过垄断和销售两淮盐业发家致富，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徽商派遣四大徽班坐船进京献艺，后来又吸收湖北楚调、秦腔、昆曲等戏曲的精华，创造出适应南北观众口味的“皮黄”，又称“京调”。京剧诞生之后风行全国，成为今天的国粹。

书法绘画艺术中也有大运河的身影。中国历史上有两幅长篇画卷非常有名：一是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长达5米多，描写了宋代开封繁华的景象；另一幅是清朝的《姑苏繁华图》，12米长，描写了清朝苏州商业繁荣的景象。它们描绘的都是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兴盛图景。

大运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

大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经济之河、文化之河，它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像梁启超所言，“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在大运河修建之前的千余年，中国经常发生四分五裂的情况，可是大运河修建之后，中国分裂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大一统，就在于大运河提供了基础，让中国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不可否认，近代大运河衰落了。衰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自然原因。1855年，黄河决口，从此黄河改道，大运河淤塞，当时清政府正与太平天国进行激烈的军事斗争，没有财力维护疏浚大运河，所以大运河渐渐丧失了通航条件。其二是技术原因。随着铁路、轮船等传入中国，科技改变了运输方式，进一步导致大运河衰落。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运河重新得到再利用。南水北调工程有很大一段借用了运河河道，今天苏北运河段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黄金水道，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运煤的吞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

2022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向大运河灌水，大运河实现了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当时社会上有人质疑这样做不划算、不经济。其实，大运河不能不算经济账，但是大运河也不能只算经济账。大运河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一旦想到大运河所赋予的这些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科技意义，我们就无法用划算或不划算来简单地判断。大运河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文字和史料记载中，它应该成为鲜活的、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永远留存下去。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大运河畔，看着大运河的河水慢慢流淌，我希望你们的心里能够升腾起一种快乐，那就是纵横2500多年、行程3200多公里、品阅人间百态和饱览历史沧桑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也是历史学这个学科历久弥新所带给我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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